民間聲音：“稅負痛苦”存在戶籍差異
近日，福布斯2009年發布的“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再次被熱炒，并引發一場激辯，爭論焦點由中國稅負究竟高不高，延展到了是否讓人“痛苦”、為何“痛苦”的階段。
一項來自財政部的數據為這場辯論提供了注腳：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由此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
經歷一番馬拉松式減稅的個稅尚在新舊報稅系統中切換，“月餅稅”、“加名稅”橫空出世。網友感嘆：“加稅如山倒，減稅如抽絲”。在此背景下，財政收入增速30%、10萬億無疑觸動了不少人的神經。有學者認為，稅負水平高低不是問題的重點，重點是納稅人是否感受到了財政收入增長帶來的利益？
企業案例
“稅負指數算不出重復征稅”
黃女士（廣州某物流中心總監）：在我們物流中心，4個價值740元的燈具，從廣州運往山東萊蕪，運費402元。這單活公司能賺12元，卻要繳納39元的稅。繳納的稅主要是四種：營業稅12元；城建稅8.4元；教育附加稅3.6元；企業所得稅按稅前利潤率10%計算，是10元。
可以看到，應征的稅金應該是34元，但實際上企業卻繳納了39元。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中間有重復征稅。貨物從廣州到萊蕪行程2200公里，公司已經為402元運費繳了稅。但是貨物進入山東后，由山東的物流分公司負責運送到目的地，分公司是獨立法人，還需要為那單貨物的運輸所得向各自所在地的政府繳稅。
通常物流企業在全國各地建立很多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很多時候，接到一單貨物，要通過幾個子公司周轉完成，但每多一次周轉，就多一次重復征稅。例如我們公司在全國有200多個網點，每天都有成千上百條線路在運行。公司每年因為重復納稅的款額近百萬元。那些多出來的成本，至少要抬高10%的運費，最終會由消費者埋單。
而這樣的“隱形稅”，在任何的“稅負指數”計算公式里都難以得到體現。
居民聲音
“稅負痛苦存在戶籍差異”
王先生（北漂）：我覺得先不用跟外國人比，中國人自己的稅負痛苦指數就有差異。
作為北京的“外來務工者”，我在北京與北京本地人相比，納稅義務是平等的，但享受到的公共服務肯定是不一樣的。當然，北京人可以說，你別來北京啊。如果這么回應外地人的話，那我作為外地人就只能閉嘴了。
說到底，這是戶籍制度的副產品——它增加了許多人的痛苦指數。這個“許多人”，換個稱呼，就是許多“納稅人”。
“減稅不如改善社會福利”
朱先生（深圳某外貿企業高管）：我的薪水大約在1萬元。按新個稅標準計算，將比以前少交200元至300元個稅。其實從個人角度上看，個稅減少這么多對生活的影響并不是很大。所以與其減少個稅，還不如改善社會福利。
但對于企業來說，稅負就明顯較重。我過去經營過公司，稅負大概占營業收入的8%-10%，這還不包括數額不定的“軟打點”。
學者觀點
“問題在于誰說了算”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在很多發達國家，征稅需要通過議會批準。而國外民眾之所以愿意交這么多的稅，是因為他們能從財政支出中獲得很大的利益，國外的財政收入大部分都用在醫療、教育、衛生等民生方面，我們感受到財政收入增長帶來的利益了嗎？
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收錢和花錢，都不受全國人大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解決方法，第一就是交多少稅和財政收入怎么花都由民眾說了算，政府必須受監督。第二，如果政府征稅得不到制約，那就少收稅。
“財政支出要公開透明”
劉桓（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近年來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帶動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使相應以現價計算的財政收入增長較快。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宏觀稅負不是很重。但老百姓普遍感受到稅負的壓力，這主要與國家財政支出的結構有關。
我國財政支出的問題在于不夠公開透明，對于財政支出我們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能夠讓納稅人監督。
網友“微”觀
“民富才是真的富”
@郭鋒-金融與法律（中國法學會證券法學研究會會長）：在不能制約政府權力的時候，還是少收點稅吧，民富才有真正的國富。
@施正文：我國現在共有稅種19個，但真正以法律形式征收的只有3種，即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而占整個稅收收入40%的增值稅等其他稅種，都是以暫行條例來發布的。（新京報，記者 李蕾 馮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