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程  虹

　　對宏觀質量狀況的評價，社會上有部分意見認為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最為極端的甚至認為不知道該吃什么食物才是安全的。
　　
　　我國的宏觀質量狀況到底如何，不僅是一個質量評價的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老百姓如何消費，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需，并決定著政府如何有效配置質量安全監管的資源和方法，特別是影響我國國際形象的戰略問題。因而，理性地把握我國的宏觀質量狀況，是影響老百姓正確消費和政府質量科學決策的最重要前提。
　　
　　質量評價：消費者最有發言權
　　
　　要理性地把握我國的宏觀質量狀況，首要的是要弄清如何評價質量。質量狀況的評價，主要的既不是來自于企業的出廠檢驗，也不是來自于政府監管的抽樣指標，最重要的是來自于消費者的評價，這一評價的直觀表現，就是消費者以貨幣形式體現的購買力。
　　
　　在絕大部分產品都供過于求的市場環境下，一個產品的價格賣得更高，數量賣得更多，其內在的主要因素一定是來自于消費者對該產品質量的更高評價。
　　
　　在手機產能大量過剩的情況下，蘋果手機就是以超越消費者想象的卓越質量，才可能創造出2010年全年4748.7萬部的銷量，300.7億美元的銷售額，特別是2011年僅上半年的銷量就達到3898.5萬部、256.1億美元銷售額的驚人業績。解釋蘋果奇跡的根本原因，就是質量達到了遠超過競爭對手的水平。
　　
　　歐盟認可中國制造不僅僅是價格低
　　
　　2010年，我國貨物出口的第一大區域是歐盟，占貨物出口總量的19.72%，緊隨其后的是美國，占貨物出口總量的17.95%。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以政府對質量的嚴格監管、消費者對質量的苛刻要求而著稱，如果我國的產品質量狀況，被評價為極為糟糕的話，那只能說明歐盟和美國的消費者，偏好于質量低劣的中國產品，而這樣的判斷顯然是違背基本常識的。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量地、持續增長地采購中國產品，最基本的解釋是，中國的產品質量得到這些國家和地區消費者的認同。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會購買中國制造的產品，是因為中國產品的價格低廉。這個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中國產品僅僅是價格低廉，而沒達到這些國家和地區消費者對同樣價格條件下產品質量的認同，他們怎么可能購買中國的產品呢？科學的結論就在于，正因為中國產品質量符合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消費者的要求，加之有競爭力的價格，才成就了中國世界最大出口國的奇跡，也充分證明了中國產品質量的真實狀況。
　　
　　發達國家質量安全并不完美
　　
　　要理性地把握我國的宏觀質量狀況，還需要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真實地了解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質量安全情況。現在有相當多的意見認為，產品質量，特別是食品質量不能出任何問題，以至于有些地方用“質量安全為零”來考核和評價當地的質量狀況，似乎我們完全有能力達到這一指標，如果沒有達到就是不盡責。對此，我們有必要冷靜地分析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和地區，近些年來在質量安全上的真實情況。
　　
　　美國參議員迪克·得賓（DickDurbin）在2010年為推動參議院通過《FDA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時說，美國每年因食品感染而患病的人數達7600萬，32.5萬人因此住院，5000人因此死亡。以質量安全的嚴格管理和嚴謹的質量行為而著稱的德國，也在2011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因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HEC病毒）對蔬菜污染的食品安全事件，迄今為止，已導致50人死亡；同樣是在德國，1998年還發生了城際特快列車（ICE）脫軌的質量安全事件，造成101人死亡，88人重傷。我國的臺灣地區，也在今年爆發出“塑化劑”事件，因此而導致的受污染食品種類達878種，涉及317家企業。
　　
　　列出以上的數據，只是要證明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使是在世界質量監管和生產水平都堪稱一流的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沒有做到質量安全為零，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質量發展水平。
　　
　　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也沒有因為這些小概率的質量安全事件，而導致人人自危的非理性恐懼的群體心態。
　　
　　國際比較的數據證明，質量安全問題的存在，并不是我國一國獨有的，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并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我國宏觀質量總體安全的事實。#p#副標題#e#
　　
　　用質量專業知識科學理性面對現實要理性地把握我國的宏觀質量狀況，特別有必要從科學規律上認識什么是質量。
　　
　　質量作為一種客觀的存在，人類對其認識和把握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的，人類對每一個真理的獲得，都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進一步接近，都只是對無限多樣和永恒發展的物質世界，在有限范圍和有限程度上所作的正確反映，都具有近似的、不完全的性質。
　　
　　同樣，人們對質量現象的認識和規律的把握，也是漸進的，并逐步提高的，這樣就必然導致某些質量安全的風險不可能被完全認識，也因此即使對產品做再多的檢驗和監管，也不可能完全杜絕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的存在。另外，質量安全信息的分布也是不對稱的，所謂“買的沒有賣的精”，講的就是這個意思。監管者面對海量的企業，即使有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業質量安全的全部狀況。
　　
　　消費者面對眾多專業的產品，不可能對每一個產品的質量狀況都有充分而理性的認知。即使今天經過嚴格審核，證明是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隨著時間的演進，也可能出現某些當初沒有認識到的質量風險。類似的例子，在實踐上和科學上都有許多證明，這也是世界各國都要對缺陷產品進行召回的原因所在。
　　
　　此外，監管部門的資源也是有限的，這也使得質量安全的風險不可能在事前被完全控制。針對前段時間出現的“瘦肉精”事件，相當一部分人甚至認為，監管部門如果對每一頭豬都進行檢驗，就可以避免這一事件的發生。姑且不說，監管部門沒有這樣的資源對每一頭豬都實施檢驗，即使有這樣的資源，每一頭豬存在的質量安全風險，絕不僅僅只是來自于“瘦肉精”的添加，還有其他的隱患存在，有限的監管資源，根本　　不可能對所有這些潛在隱患，實施檢驗和控制。
　　
　　面對我國的宏觀質量安全問題，我們特別需要防止情緒化的非理性和不科學的評論，而應該傳播科學而理性的質量專業知識和理論。
　　
　　企業是質量主體制度設計需要全社會參與
　　
　　理性地把握我國宏觀質量的狀況，特別是正視國內外質量安全的客觀實際，并不是無視我國宏觀質量安全形勢的嚴峻，也不是要消極地逃避對質量安全監管的責任，而是要在對宏觀質量的客觀實際做出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科學而有效的對策與方法。否則，無視客觀存在的事實，以某些非理性的觀念來左右質量的決策，并不能從規律的層面上，解決我國質量安全的問題。
　　
　　首先，制度設計上不能僅僅只是發揮監管部門的作用，而應該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使企業成為質量的主體。依靠市場機制擇優淘劣，尤其是要發揮消費者的作用，使消費者能夠通過法律的保護，對生產者進行有效的制約，起到在市場第一線發現質量問題的作用，使生產者的質量狀況，處在億萬個消費者“有形的眼”的監督之下。
　　
　　其次，要加大對質量安全監管的公共投入，徹底杜絕一線監管部門因為人員和經費的短缺，而不能開展有效的監管，甚至不得不依靠行政權力尋租的局面。最后，在技術上要面向消費者獲取質量安全信息，通過采用“質量傷害事故統計”等國際通行的做法，在第一時間獲取質量安全的信息，從而杜絕系統性、全局性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