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處假酒犯罪面臨多重難題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多位一線辦案人員均認為，假高檔白酒泛濫已是人所共知，但面臨猖獗的制假銷假行為，部門查處面臨多重難題。

　　首先是判斷造假渠道很難，難以查處“上家”和“下家”。由于當前制造假酒各環節已實現專業化，各環節上家和下家只需電話聯系、網上銀行或者銀行轉賬付款、物流公司發貨，上下線之間一般都不認識也根本無須見面，致使警方難以對上下游造假售假鏈條進行有效打擊，被警方斬斷的利益鏈條很快又因為供求關系重新連上，致使無法根除制假售假。

　　其次是造假行為以及造假金額難以認定。

　　丁迎告訴記者：“現在基本都是用低檔白酒作為假冒高檔酒的原料，如果送質檢部門檢驗，每瓶酒要花上百元的鑒定費，目前我們查獲的假酒有近千批次，給質檢的檢驗費就要數萬元，而且還無法滿足檢察院送交法院的起訴要求，還必須證明一定是假冒的高檔白酒。形成證據鏈很難。”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如已經查處的鄭炳雄造假超過2年時間，但卻一口咬定自己剛剛開始造假。大量已經流入市場的假酒，難以認定。“最終的犯罪金額法院能認定三分之一到一半，作為量刑標準，就很不錯了。”

　　第三，高檔白酒生產廠家對查辦假酒態度模糊。

　　多位辦案民警反映，在查獲假酒之后，一些廠家由于擔心自身形象，對查處造假行為態度模糊，他們認為，查出市場上有較大量的假酒對自身銷售也不利。

　　一位熟悉內情的辦案民警表示：“盡管這些廠家打假隊伍很專業，也很龐大，而且人員東奔西跑，也非常勞累，但廠家打假隊伍卻不愿意向我們透露更多的制假造假線索，甚至不愿意透露更多辨識假酒的辦法，這就導致我們的辦案過程面臨不小的難題。”

　　第四、“分工協作”導致對不同犯罪分子量刑較輕。

　　當前流行的制造假酒方式一般不會對人身安全造成很大傷害。目前公安機關對于制造假酒一般是按照“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等《刑法》規定的內容進行處罰，其量刑難以有效震懾犯罪分子，致使犯罪分子有恃無恐。

　　鄭衛民說：“只要喝不死人，這些人就知道事情不嚴重，就沒有什么畏懼心。”

　　公安機關辦案人員建議：一是高檔白酒生產企業應盡快將防偽標志進行升級換代，二是盡快將升級換代后的鑒別方式，向更廣泛的消費者傳授，三是以大案要案為突破口，樹立正確的高檔酒消費觀念。

　　“寧讓人喝假酒，也不能損害品牌信譽”的荒唐邏輯

　　同一類型的低檔酒，直接灌裝之后充當高檔酒，這幾乎成為酒類造假行業中公認的手段。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廠家也好、專業的打假隊伍也好，總是在強調高檔酒的各種防偽措施，而不愿意向消費者普及高檔酒酒品、酒味、口感等更為專業的辨偽知識。

　　采訪中，公安系統一位辦案人員向記者透露了企業的兩難心態———如果將辨偽知識傳遞給普通消費者，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結果：消費者突然發現，平時自己喝到的高檔白酒中，竟然存在著大量濫竽充數的情況，會沉重打擊消費者對品牌高檔白酒的信心，嚴重損害品牌白酒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各種渠道、網絡、品牌店；然而，如果不能把這些知識傳遞給消費者，消費者往往又會持續陷入品牌高檔“假酒”的泥潭中。

　　公安局的辦案人員表示，就品牌高檔白酒而言，企業的一般心態竟然是：寧可讓消費者常年喝假酒，也不能損害品牌高檔白酒的信譽度。

　　在這種荒唐的邏輯下，所謂的品酒師、辨偽師，他們所掌握的神秘辨偽技術，不僅不能用于幫助品牌白酒逃避造假和免遭質疑，反而成為大量假酒充斥市場的“技術瓶頸”。

　　“從我們多年來打擊假酒產業的經歷來看，無論防偽標志做得多漂亮、條形碼、客服電話做得多到位，查獲的假酒總能讓高檔白酒有一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扼腕之痛，究其原因，當是高檔白酒始終缺少‘俯身向下’、‘捫心自問’的道德感，不愿意將本來并不神秘的品酒‘秘訣’傳授給廣大消費者。”

　　這就仿佛是金庸小說中的武林高手的“絕世秘籍”，由于沒有得到更多的傳人，只學到一招半式的傳人行走江湖時，只能過著一年不如用一年的日子。

　　高檔白酒的“神秘標簽”成為“辨偽鴻溝”，表面上看短期內受傷害的是眾多消費者，從長遠上看，生產白酒的品牌企業最終會受到市場的否認和質疑，“鴻溝”劃出的不是天邊美麗的彩虹，而是企業永遠的傷痛。

　　犯罪嫌疑人：對自己造假“工藝”非常“自豪”

　　包括茅臺、五糧液、郎酒等高檔白酒假酒犯罪猖獗，大量充斥市場，而這些假酒又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如何流入市場的？《經濟參考報》記者深入辦案一線，與剛剛被查獲的制售假酒的犯罪分子“面對面”，從而摸清了整個制假售假的“黑色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