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商與“房托族”共舞

　　早幾年紅火的樓市使“溫州炒房團”名震天下，如今，在樓市調控政策巨壓之下，“溫州炒房團”蹤跡難覓。其中一個證據是，在有著號稱“浙江樓市風向標”的浙江省第十七屆房地產博覽會上，有一個號稱百人規模的“溫州炒房團”齊刷刷開專車趕赴杭州，臨走卻僅僅“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這屆房博會，也被稱為“史上最冷房博會”。

　　但是，記者在溫州調研發現，隨著“炒房團”勃興，當地滋生出一條專業的項目推介、組團看房、購房產業鏈，似乎并不甘心就此退出這曾經奢華的暴利舞臺。

　　“至少到現在為止，市場傳聞溫州炒房團東山再起的消息，大部分是‘房托’的炒作。”資深的溫州投資者王明（化名）告訴記者。從現象來看，每個周末，溫州市都有一場接一場的房地產項目推介會，有溫州本地的房產商，也有外地的，不少酒店為此應接不暇。

　　一位在溫州當地從事房產報道的媒體人士則剖析說，溫州最早由媒體組織的“看房團”，后來逐漸演變成“炒房團”，也有人專門從事炒房中介事務，成為“專業房托”：如有的人專門與房產商接洽，承接舉辦推介會的項目并找好場地，有的人則專門負責邀請有實力的溫州老板來看項目。“一個推介會的行情價是３萬到５萬元，只要我愿意，天天都有房產商找我組織推介會。”這位媒體人士稱。

　　這位媒體人士稱，這種推介會是用錢砸出來的：如果推介會需要溫州當地媒體報道，開發商就必須投放廣告，這使得當地一些平面媒體成為獲益者。“某報整版彩色封底廣告的價格已經高達１５萬以上，而且不打折、必須先付款。地產廣告成了報紙的主要創收源。”一些組織推介會的機構，甚至給內部員工發放補貼，并通知員工把家人帶去，形成人數眾多的“房托族”，營造一種項目火熱的假象。但這位人士稱，縱然推介會開得紅火，成交量卻并不高。

　　“好多樓盤就是利用溫州人打廣告，似乎溫州人買了，這個樓盤就一定會升值。”王明說，在樓市調控政策干預下，溫州現在許多的“房地產項目推介會”說穿了就如同一場場“假面舞會”，真心買的人并不多。有心的人多走幾個推介會，甚至會發現大部分所謂的“看房人”就是那幾張熟面孔，他們是拿工資的“職業房托”。

　　而此間更隱秘的傳聞是，某些房產商和投資客簽訂類似期貨投資合同的購房協議，如約定在一年時間內，投資客只要給了小部分定金，就可以對某套房屋有轉售權，房產商也可以作為新房出售，如果到期房子還沒賣出去，再由投資客真正買下。知情者坦承，類似“炒期貨房”的手法，助推了樓市虛火。

　　揭秘溫州“房托族”的“使命”

　　無疑，有沒有房產，在很多時候已成為不同輿論陣營的分水嶺，有房的人并不希望房價大跌。王明說，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開發商、“房托族”還是普通的有房戶，都在利益陣線的同一邊。所以即使明知是炒作、“假面舞會”，許多知情的溫州投資客并不去揭穿它，為的就是通過輿論抬高房價，“出手就能多賺點”。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在更宏觀的“溫州人經濟”層面，溫州人的投資與房地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溫州投資者已經從最初的“炒房者”變成深度介入房地產開發的“從業者”，也使得他們需要一支專業的“房托”隊伍穩定市場情緒。

　　知情者稱，首先，溫州市當地前百強企業有較大部分都涉獵了房地產投資；其次，從全國各地溫州商會層面看，光是會長、副會長級別的商人中，從事房地產業的人也為數眾多；再次，還有成千上萬的海外溫州商人，也把不少資產用于投資內地房產。“在全軍殺入的情況下，沒有人愿意看到這片天倒塌，所有人都是這個鏈條上的成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位分析者說。

　　但如果全部的推介會都是沒有成交量的“假面舞會”，也很難支撐那么多房產商前仆后繼、樂此不疲。

　　“實際上，只要樓盤肯打折，也有人愿意下單。”溫州投資者陳女士稱，外地樓盤到溫州打折都在六七折，大大高于他們在當地的銷售價和對外報價。而只要有成交量，“房托族”和開發商就開始借題發揮，炒作“溫州炒房團東山再起”之類的話題，煽熱樓市。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溫州數量眾多的各類民間組織中一些人打著“炒房團”的旗號招搖撞騙，混淆視聽。而值得深思的是，許多開發商實際上是知道“房托”現象并認可的。王明說，房產商有時甚至只需要有從溫州出發的“炒房團”到所在地售樓現場演戲就成，“他們就想讓當地人知道‘狼來了’，刺激本地人趕快下單，達到銷售目的”。

　　拓寬投資渠道才是治本之策

　　必須清醒看到，盡管國家針對樓市飛漲接連出臺調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投機性購房。但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下，“住房是最佳投資品”的論調，仍然是一種主流的市場共識。

　　許多受訪者稱，以溫州而言，當地投資者歷史傳統上就重視“實在”的東西，如房產、煤礦或者農產品，而股票、期貨之類的投資品種，在他們看來比較“虛”，因此不會投入太多。長期在杭州定居的溫州人金先生就說，自己有１億多元的資產，寧可閑在銀行里等待機會買房，也不會拿去炒股，“只有２０多萬元在股市里玩玩”。

　　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汪煒建議，國家在管理流動性除了在房地產、農產品和大宗商品價格管理上采取調控的方法之外，還必須加快建設新的渠道，引導民間資本合理流動。

　　在怎么引導開拓投資渠道、引導民間資本合理流動上，汪煒認為主要應該大力構建新型的金融業態，如ＰＥ、ＶＥ等基金和信托產品，將目前非專業的、短期的“炒作游資”逐步引導到專業的投資工具上，穩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記者了解到，在“十二五”期間，浙江將建立中小企業金融中心和民間投資管理中心，著重于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推進地方融資平臺的試點建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有序的投資渠道。

　　“對民間資本的疏導最終應當在資本市場當中完成。”汪煒說。（黃深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