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款項均置于親屬名下

如何把“不義之財”穩妥消化，許東著實動了一番腦筋。

據判決書認定，1999年至2009年8月，許東在擔任東昌府區教育局副局長、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中小學危房改造、校舍維修和附屬設施建設等方面，非法收受張某等17名建筑商的賄賂，共計人民幣2475433元、美元6000元，為建筑商在承攬工程、撥付工程款等方面牟取利益。

同時，許東在教育系統調整干部職務、崗位以及大學生就業安排過程中，非法收受71名請托人的財物，共計人民幣551000元、購物卡29000元，為他們在職務、崗位調整、就業安排等方面牟取利益。此外，許東還對844576元的家庭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如果不義之財顯露在自己名下，案發以后那就不是自己的；如果這些財產不在自己名下，那么可以相對容易地躲過紀檢和檢察，即使不在自己名下但它實際上還是自己的。”在這種“指導思想”下，2003年9月，許東用受賄的金錢在聊城新東方廣場六樓購買商鋪8套，價值556024元，分別用的是其岳父、岳母和妻弟夫婦的名義。2004年2月，許東又如法炮制，分別以其大妹、二妹夫婦之名在聊城新東方廣場麗人城購買商鋪兩套，價值433856元。

此外，2007年至2009年，許東還分別以其岳父、岳母、妹夫之名，在陽谷鳳祥集團集資80萬元、在聊城久安房地產公司集資81萬余元、在聊城大學集資42.5萬元、在聊城建設路小學集資80萬元……

轉移隱匿財產“低調”斂財

就這樣，許東通過借用親屬的身份證，把受賄來的款項連同合法收入一同用于在高級商場購買商鋪、參與企業集資，并將這些資產登記在他人的名下。這樣一來，偵查人員如果“按名索驥”，許東的這些財產自然是找不到的。

與此同時，屢屢現于熒屏、報端的“偷出來”的貪官、“撿出來”的貪官、“寫出來”的貪官現象，也引起了許東的警覺。

“自己作為教育局局長，也是大盜小偷惦記的對象，特別是自己掌握的這些房產、投資的手續，被偷走也是極其麻煩的；即使防盜措施完備，說不定哪天紀委、檢察院造訪，如此多的親戚名下的大額投資放在自己家里，也很難解釋。”據許東在檢察機關供述。

許東想到了住在某小區的大妹家。2004年前后，許東將上述手續放在一個上好鎖的保險箱內，來到大妹家，囑咐她一定要替他保管好這個“保險”箱。“箱子里放著機密文件，千萬不要打開箱子，也不要跟別人說。”此后，一旦又擁有了“機密文件”，他都要單獨到大妹家，悄悄地把“機密文件”存放到這個“保險”箱里。